刚性套利是指由于制度的制定和调整都需要成本，使得制度无法及时应对客观现实的变化。钱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写道：“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 然而，变动制度存在成本，因此需要权衡。
制度经济学中有个“菜单成本”理论，可以用来说明刚性套利。餐馆的菜品价格，严格来说应该根据每天原材料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然而，由于调整菜单需要成本，另外顾客根据价格进行选择也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因此，通常只有当原材料价格出现较大的变动时，才会对菜品价格进行较大的调整。
任何制度对人们的利益影响都是结构化的。不同的人在同一制度下的利益格局不同。因此，在制度变化的过程中，利益格局占据更有利位置的既得利益者更愿意维持制度的刚性，并且通过各类手段增加调整制度的成本。然而，也有利益相关者敏锐洞察到在此刚性制度下的套利机会，进行制度套利。这种套利行为使制度不堪重负，最终做出变革。某种意义上，对制度的套利是制度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个较为着名的刚性套利案例是索罗斯大战英镑事件。这是一起针对固定汇率制的刚性套利。汇率作为货币的相对价格，本应该根据市场形势进行调整。然而，频繁的调整会为经济主体的决策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有的国家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将本国货币的汇率盯住美元或其他货币，平常不进行调整，只有当出现较大的形势变化时，才会进行一次较大的调整。对于货币投机者而言，固定汇率无疑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标靶。正如索罗斯所说，打中一个固定的靶子，比打中移动的靶子要容易得多。
如果汇率是浮动的，比如某个国家经济疲软，其汇率必然有所反应而出现下跌。这种实时反映经济金融形势的汇率，会使投机者在构建该国货币的空头头寸时面临风险。因为构建空头头寸的时候，之前引起汇率贬值的因素已经充分体现了，未来汇率是贬是升很难预测。
如果汇率是固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某个国家出现经济疲软时，汇率本来应该及时做出反应，表现为下跌。但由于汇率是刚性的，形势没有变化到一定程度，央行还能够有力量维持现有汇率时，汇率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当前的汇率积累了较大的下跌能量，这为货币投机者提供了机遇。投机者判断该国继续维持虚高的汇率弊大于利时，或者该国央行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支撑虚高的汇率时，会选择卖空该国货币，赚取回报。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遭遇做空的国家政府，往往会将造成货币贬值的原因推到做空货币的投机者身上，从本质上来说这是“颠果为因”。不是投机者的做空引起了货币的下跌，而是货币即将下跌的形势吸引了投机者的资金。投机者做空引起货币下跌，而这种下跌的汇率往往与该国的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契合，很多时候是有利于该国经济发展的。
索罗斯大战英镑事件之后，英国媒体猛烈炒作索罗斯，将其赞誉为“打败英格兰银行的男人”，将英镑贬值归因于索罗斯等国际资本的投机。但是这种蒙骗大众的论调很难瞒过专业人士的识见。着名的对冲基金管理人保罗·都铎·琼斯（其当年收入在华尔街排名第一，索罗斯排名第二），就在《金融炼金术》再版的序言中道破天机：索罗斯在1992年扳倒英格兰银行，从而将英国人从衰退中拯救出来！
由此体现出经济金融的复杂性，任何决策都会有利弊得失。英格兰银行货币贬值，损失几百亿英镑，这是弊；较低的汇率和较低的利率，有利于英国产品抢占国际市场份额和促进实体企业复苏和发展，这是利。综合来看，英镑贬值和利率下调，利大于弊。可以认为，英国是以“金融之车”保“经济之帅”，是这场大战的最大赢家。
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英国为什幺不直接贬值，而是先以外汇储备购买英镑支持汇率，白白损失几百亿英镑？正是这个事实，让很多人错误地以为英格兰银行被打败了。解释这个问题，同样需要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
在此先介绍背景。英镑贬值前夕，欧洲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即欧洲汇率机制。欧洲汇率机制的运作，要求参与机制的各国货币的汇率不是盯住美元或黄金，而是盯住彼此。各国货币围绕一个中心汇率，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当汇率要超出这个范围的时候，需要进行干预。
欧洲之所以制定这种制度，是反思历史之后进行的一种改革尝试。在此之前，黄金作为货币本位，各国为了争夺黄金储备，经常发动货币大战，通过贬值抢占国际市场份额，以获得更多的黄金。从更深层次来说，货币贬值对于国家本来就存在巨大利益。但同时，货币贬值也有其成本。因此，只考虑在英镑贬值中英格兰动用外汇购买英镑造成的损失来证明英格兰银行失败，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防范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推出欧洲汇率机制。各个国家之间货币相互盯住之后，就无法轻易发动货币战争，侵犯他国的利益了。读者可能注意到，这里的论述已经暗示，货币贬值的国家通常被认为借由发动货币战争侵犯他国的利益。英镑贬值后，其他欧洲国家的货币如果没有跟随贬值，那么这些国家的国际市场份额将会受到侵蚀。
然而，欧洲汇率机制存在致命的缺陷。欧洲各国的经济金融形势不同，需要不同的货币政策及汇率政策。因此，各国之间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如何调和这种利益冲突？欧洲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缺少一个超越各国主权政府的更高的机构来保障制度的实施。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缺乏第三方强制力量来实施制度，制度最终将会因无法落地而崩溃。
以上便是英镑贬值的制度背景。以哲学家自居的索罗斯，自然对于这种制度的弊端洞若观火。索罗斯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各国的利益冲突无法调和，导致制度崩溃。1992年，这个时机终于到来。当时全球经济疲软，虽然挟海湾战争胜利之势，但是因为美国经济衰退，美国总统老布什没有当选连任。克林顿竞选时的着名口号是：“It’s the Economy，Stupid”。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形势。为了应对这种经济形势，应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然而，德国却因自身的特殊经济形势，选择提高利率，收紧货币。之前由于两德合并，德国投入了巨量货币和财政对东德经济进行支持，此时已经积累了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鉴于两次世界大战恶性通胀的经历，德国民众对于通胀非常痛恨。维持物价稳定是德国央行的法定责任，也是必然选择。
德国经济体量庞大，德国马克事实上是欧洲汇率机制的锚。德国提高利率后，如果其他国家不跟随提高利率，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利率汇率机制，就会有大量资金从其他货币转换成马克以套取利差。这种套利行为会使德国马克在当期升值，而在远期贬值。而对于英镑来说，如果英国不加息，英镑会当期贬值，在远期升值。面对本来就疲软的英国经济，如果还要加息，实体经济将无法承受。
英国政府面临着三种约束条件：实体经济发展、通货膨胀以及欧洲汇率机制。从英国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降息和贬值无疑是最有利于英国经济的。但是降息和贬值有两个弊端：一个弊端是通货膨胀，在一个民主制国家，如果民众认为是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则政权难保；另一个弊端是英国的软实力下降，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无疑相当于撕毁合作协议。想想如今美国的各种“退群”行为引起全球各国对美国的不满，就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了。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英国国内早已积蓄了脱离欧洲汇率机制的力量。1992年6月初，有6位货币主义者联名给《伦敦时报》写信，督促英国政府退出欧洲汇率机制。6月末，英国的企业领导人要求重新调整英镑，并且希望利率至少降低3%。
英国政府面临两难境地：既想要降息和贬值以拯救实体经济，又担心通胀导致民众不满。因此，英国需要一个替罪羊，索罗斯正好充当了这个替罪羊。索罗斯有意无意地配合了英国政府的运作。根据索罗斯的传记，我们可以发现，后面炒作索罗斯的都是英国媒体。1992年10月24日，伦敦《每日邮报》的头条报道标题为：英镑崩溃，我狂赚10亿。1992年10月26日，《泰晤士报》刊登了索罗斯的专访，这是索罗斯日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的转折点。从那以后，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位策划打败英镑的人到底是谁。一些英国媒体跟风报道说：“这里有一位有眼力、有见解的金融家，不说大话，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反之，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被惩罚，因为他们对正在发生着的事情置若罔闻。”
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讲，索罗斯成了民间英雄。事实上，索罗斯的确是帮了英国大忙。表面上他是与英国对抗，实质上是与英国合作。英格兰银行故作抵抗时损失几百亿英镑的代价，相比实体经济获得的巨大利益，微不足道。英格兰银行的抵抗，一方面是为了应和英国民众，表明政府其实不愿意降息，是被国际资本打败之后的被迫行为。“出现通胀了。别怪我，怪索罗斯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欧洲汇率机制的其他国家。“兄弟们，我不陪你们玩了。别怪我，怪索罗斯吧。”
这种格局下的投机或者套利，看上去像是和强权势力作战，极具风险，其实没有任何风险。由此也更体现出索罗斯的高超水平。作为一个以获利为最高目标的投机者而言，获取20亿英镑的实际利益和打败英格兰银行的虚名，两者孰为轻重，不难权衡取舍。索罗斯年少时从二战的阴影中艰难成长，并且从他注重风险控制的投机特点来分析，不可能只是为了获得虚名而违逆大国意志，进行高风险的对抗。
贬值和降息有利于经济复苏，这是一个经济常识。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之后的时间里，经济发展活力明显优于老欧洲，就是一个例证。但是英国媒体的炒作，仍然影响了很多人的判断。
索罗斯清醒且理性地将这一机会的创造者归为德国央行。这一切正是德国为了自身利益，违背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律，不惜导致欧洲汇率机制崩溃而付出的代价。关于此次外汇投机，索罗斯在接受《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一书作者 的采访时，声称：德国央行是外汇市场上最强大的力量。“他们指挥，我们跳舞。”
从具体操作的手段来看，索罗斯并不只是卖空英镑，同时还买入德国马克。这是一种对冲操作，索罗斯真正下注的不是英镑贬值，而是英国和德国利益的冲突及相应的货币政策的分歧。根据索罗斯传记中所说的，索罗斯是在与德国央行总裁进行充分沟通，摸清德国央行的底牌之后才做出决策的。
索罗斯经常强调其取得的成功，并不是因为精通金融，而是因为哲学，并认为要想取得投机成功，需要更多地研究历史、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拓展眼界。索罗斯自身的经历正好完美地验证了他的观点。
那么，索罗斯和英国的关系究竟如何？1930年，索罗斯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他在16岁时来到英国，后来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师从着名哲学家波普尔。索罗斯对于英国社会非常认可，他一生都在推动全球其他国家转变成为像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开放社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索罗斯购买英国国债时，就与英格兰银行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英国和索罗斯获得双赢，那么谁是这次大战的输家？答案就是那些仍然坚守欧洲汇率机制，坚持货币不贬值的国家。这些国家任由自身实体经济受到高利率的摧残，被英国抢占自己的国际市场份额。这些国家盲目相信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公正，没有深刻意识到国际制度的本质。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第三方来保障实施国际制度，所以只有当国际制度符合大国的利益的时候，大国才会遵守。这一观点同样可以解释美国近年以来的各种“退群”行为。当然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担心货币贬值和利率下调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权衡利弊之后最终还是选择维持币值稳定。
如果我们认可金融利益和实体经济利益并不总是一致，那么货币贬值就有了其利弊的分析前提。将这一分析思路推广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东南亚危机之前，“四小龙”实力不相伯仲。由于打败了“索罗斯” 而货币没有贬值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后续的经济发展表现不如被“索罗斯”打败从而货币大幅贬值的韩国与新加坡，道理何在？
这里不再重复以经济金融学理论做的分析，只凭借常识来分析。韩国与新加坡货币贬值之后，以美元计值的土地、办公楼及人工成本大幅降低，以美元计值的出口商品价格也大幅降低。这相当于韩国与新加坡打折促销，而香港坚守价格不打折。显然，跨国企业在选择亚太总部时，新加坡的优势增大。国际市场中，韩国的电子类商品的竞争力也会提高。好比当当网连续半年都搞5折促销而京东竟然不跟进。长此以往，会出现什幺结果？
汇率的高低是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决定的，并不仅仅由各国经济基本面和金融基本面所决定，还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汇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汇率的决定与企业产品的定价有相似之处。企业产品定价时既需要考虑自身的生产成本、盈利等，还需要考虑竞争对手的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