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出才子

1912年11月29日，约翰·邓普顿出生在美国田纳西州的温彻斯特。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一位睿智、宽容、仁慈、充满爱心的人。邓普顿很小的时候，笃信基督教的母亲就灌输给他很多为人处世的美德，比如：崇尚自由的思考、不屈不挠的进取心、工作勤奋、帮助他人、勇于接受新生事物等。这些童年时接受的教育，对邓普顿的一生都发生着莫大的影响。比如，他热衷于帮助别人、投身慈善事业，一生捐赠的金钱达到数亿美金等。邓普顿曾说：“只要做的事情真正能造福他人，就一定会成功。我喜欢投资顾问这个工作，也喜欢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带来的乐趣，花几千美元也买不到。”

约翰·邓普顿开创的投资无疆界、以世界为基点全球化投资的伟大思想，其实就根源于母亲的谆谆善诱。邓普顿的母亲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认为世界不应该存在思想、文化、领域等狭隘的界限，人们都应当独立自主，积极进取。而对于教育子女的方式和方法上，她更多的是采取放任孩子自由的思考和创造，以疏导代替严厉的督促和呵斥。当孩子们有搞不懂的事情向大人询问时，她有时候并不给出完整的答案，而是提供给孩子们相关的书籍、图册等资料，让孩子们自己寻找到最终的答案。这样既培养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阅读能力，也让他们始终处于一种通过自己来获取知识、寻求答案的渴望之中。

在这样的家庭和教育环境下，约翰·邓普顿和哥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成长着。他们也养成了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一切困难都会变得简单、容易解决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两个孩子从无到有，居然制作出了一台收音机。很多当地的成年人收听着两个孩子自制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却怎么也搞不懂那个会发出悦耳声音的“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邓普顿后来还曾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一辆几近报废的汽车，通过自己动手将车修好，并一直开到中学毕业。

邓普顿的父亲在处理法律事务的同时，还通过多种方式积累财富，比如，轧棉花、出租房屋以及购买农场等。父亲低价购买农场的事例，给当时年少的邓普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金融市场盛行投机风，很多梦想一夜暴富的人都加入到期货、股票等市场的疯狂炒作中去，然而大多数的冒险者都没能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有的还因此倾家荡产、不得不低价出售自己的农场等来偿还债务。在当时投机风的影响下，农场等赢利微薄的实业很少有人愿意投资经营，邓普顿的父亲因此可以以很低的价格就买入农场。父亲这种“人弃我取，低买高卖”的商业手段让邓普顿记忆深刻，对日后形成他的“逆势投资”的理论体系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然而，邓普顿的父亲并不具有儿子那样的投资天赋和洞察商机的能力。在 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国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背景下，邓普顿的父亲在参与棉花期货的交易中遭遇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几乎输光了家里所有的钱。

亲眼目睹家庭财富的瞬间消亡，对于少年时的邓普顿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苦。父亲的这次惨痛的失败给尚未涉足华尔街、年少的约翰·邓普顿提前上了一堂难忘的风险管理课。邓普顿从父亲身上认识到，个人性情、意志、学识以及对投资目标的选择理念，都将是决定投资或投机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因素。在虚浮不定的金融市场上，迷恋市场、追逐市场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长久的成功，即便撞大运式的获得一时的“纸上富贵”，也终究难以留住它。

在学校里，邓普顿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当他得知在温彻斯特高中毕业的学生因为缺少必要的课程，而不能报考着名的耶鲁大学时，邓普顿主动找到校长要求增加那些缺少的课程。当校长回答说，增加那些课程可以，但是学校缺少老师和愿意学那些课程的学生时，邓普顿主动请缨：由他动员愿意学的学生，而且老师也由他担任。最终，邓普顿合格地完成了自己既当老师、又当学生的这个传奇性的任务，他和“他的学生”都通过了考试。邓普顿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耶鲁大学。

在耶鲁大学读大二时，邓普顿遇到了人生中的一个坎坷——父亲说，家里已经没钱支付他的学费了。虽然通过亲戚的资助，邓普顿没有辍学，但是之后的学费要完全靠他自己来解决。这也就意味着，邓普顿只能够通过申请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来维持自己的学业和生活，但是这些钱还是时常让他捉襟见肘。

邓普顿不得不运用自己超强的记忆力、心理素质和数学及概率学上的天赋，通过打牌来赚取自己急需的金钱。他能记住所有出过的牌，能通过观察和逻辑推理估算出其他牌在哪些玩家手里，而且在短时间内他能准确地抓住其他玩家的打牌习惯和策略。邓普顿后来说，他学费的25%都是靠打牌赢来的。

成功之后的邓普顿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1931年，我大学二年级开学之初，父亲沉重地告诉我他已无法再为我负担哪怕是1美元的学费了。当时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啻兜头一盆凉水，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对我而言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有过艰难困苦生活经历的人，一般来说都有极为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奋斗精神。窘迫的生活经历磨炼了邓普顿，造就了一位传奇性的投资大师。

1934年，邓普顿以最优的成绩从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并获得罗氏奖学金，将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

就在这个假期，邓普顿和一个朋友从牛津出发，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行。他们横跨欧洲，途经中东，进入亚洲，邓普顿的旅行是一次难得的考察和增广见闻的机会，他研究目的地的经济状况、历史、人民、风俗以及博物馆，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层次的学习体验。由于他让自己置身于当地文化中，预先研究过当地状况和人民，因此，在旅行过程中，他对所到之处的地理、政治等基本情况都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尽管经费紧张，但经过邓普顿天才般的规划，一切都很顺利，最后圆满结束了这次旅行。

在牛津大学，邓普顿最初的计划是学习商业管理。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一些所谓的经济专家和学者仍然以保持闭门苦修、埋头研究、坐而论道的作风和习俗为荣耀，而对放弃象牙塔而深入生活实践中的人颇为鄙夷。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吉姆·罗杰斯后来不约而同地都对那些商学院里的教授颇有微词，他们认为，那些根本不知道怎么赚钱的教授所讲的经济学，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和金钱；商学院里根本学不到怎么赚钱；年轻时的巴菲特更是一针见血：“我比那些教授懂得还要多”。

面对当时学术界的这种潮流，年轻的邓普顿无法与之对抗，如果选择学习经济学，那么只能像那些“老夫子”一样，脱离实践地活在自己的空中楼阁里，于是邓普顿改修法律，并最终获得法律硕士学位。50年后，他还是捐赠400万美元，资助成立了牛津管理研究中心，即后来的邓普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