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供给的理论模型中，已经反映出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给情况、商业银行超额准备水平、社会公众提现情况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特征。但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将货币供给看成是与一定的宏观经济发展和管理要求相联系的变量时，不同的经济学家对货币供给的决定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其焦点集中在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还是受经济体系内在因素决定的内生变量。

所谓外生变量，又称政策性变量，是指在经济机制中受外部因素影响、由非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所决定的变量。这种变量通常能够由政策控制，并以之作为政府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变量。例如，税率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外生变量。与此相对应的是所谓的内生变量，又称非政策性变量，它是指在经济体系内部由纯粹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变量。这种变量通常不为政策所左右。例如，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变量。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完全由政府通过中央银行所控制，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要求，人为地控制货币供给量，货币供给的变化能够影响经济运行，但是不受经济内在因素决定。在凯恩斯的货币市场供求曲线中，货币供给曲线是一条与货币量轴垂直、与利率轴平行的直线，由经济内在因素引起的货币需求和利率变动与货币供给没有联系，货币供给只取决于货币当局对经济形势和货币需求状况的认识及其所采取的货币管理政策和措施，是外生变量。

新剑桥学派肯定了中央银行具有控制货币供给能力，同时又分析了诸多使中央银行控制力下降的因素，如商业银行采取的与中央银行调控目标不一致的贷款活动所导致的存款货币增加和现金提取；银行以其信用支持商业票据流通，使货币供给相对扩大；在中央银行严格控制之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动引起货币供给量变化；这些因素说明中央银行对货币控制的能力是有限的，货币供给并不完全是一种外生变量。

“外生货币供给论”真正受到冲击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各国普遍出现的金融创新活动。金融创新从市场、机构、业务、工具、制度等多方面扩大了经济内在因素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力，增强了银行体系货币扩张的能力，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的控制力。在此背景下，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论”，着重强调银行和企业行为对货币供给的决定作用，突出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创造的功能，突出金融创新活动对货币流通的影响，突出非中介化的企业融资活动对货币的替代作用。

货币学派的货币供给理论强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货币量控制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认为货币供给应当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货币需求相适应，必须实行“单一规则”，即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弗里德曼根据对美国近百年历史资料的实证研究所提出的美国货币供给增长的“单一规则”是：美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2%，货币供给量保持4%~5%的年增长速度。除遇特殊情况可以经事先宣布做小幅更改外，增长率一经确定，则不得随意变动。德国新经济自由主义学派也持有与货币学派相类似的主张，认为货币供给应先保证币值稳定，货币供应的增长应根据社会生产力增长的情况划定一个区间，以保证货币增长与生产增长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