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就对信用脆弱性做过深刻描述。

马克思认为，信用是资本积聚和集中的有力杠杆。但是，金融体系得以生存和运行的前提是信用，仅仅是作为对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绝不能脱离实物经济。然而，金融资本家的趋利心、虚拟资本运动的相对独立性为信用崩溃提供了条件。信用在经济运动中具有周期性特点，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交替表现出膨胀和紧缩。在经济波动剧烈的情况下，信用的猛烈扩张和紧缩常常造成信用的严重扭曲。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新公司、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创立起来，对股票等证券的投机活动不断掀起高潮。在金融领域，银行业不断发展，信用过度扩张。因此，一旦出现生产过剩的苗头，一些厂商不能如期偿还债务，就很容易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商业货币和信用领域引起动荡。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信用的脆弱性是由信用过度扩张和金融业的过度竞争造成的，这可以从信用运行特征来解释：信用是联系国民经济运行的网络，这个网络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但是这个网络的任一环节即使是偶然的破坏都势必引起连锁反应，信用的广泛连锁性和依存性是信用脆弱、产生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融业的过度竞争以及信用监管制度的不完善是信用脆弱性的又一表现。为了争夺存款客户，银行通常提高存款利率；为了吸引贷款客户，增加市场信用份额，银行通常降低贷款利率。存贷利差的缩小，在其他条件既定时，银行赢利水平下降，经营风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金融机构不得不越来越重视发展高风险业务，以图取得较高收益。趋利性促使金融机构放弃稳健经营原则。

金融市场的证券化趋势和创新趋势，使许多信誉较高的大公司转向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银行被迫转向信誉较低、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从而使其资产质量下降，经营风险加大。由于趋利机制作用而规避信用监管，银行业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大力发展表外业务，如担保、承兑、贷款出售、代理等，从而使传统的货币概念和测试口径逐渐趋于失效，使金融监管难度加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监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