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作用

自成立至今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牙买加体系对维持国际经济的正常秩序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多元化的储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里芬难题，降低了单一中心货币对世界储备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在多元化储备条件下，即使某一国货币发生贬值，也不一定会危及储备体系的稳定性。当某一个储备货币发行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该储备货币发生信用危机时，其储备货币的地位会有所下降，而让位于其他信用良好的储备货币。当某一个储备货币国不断盈余、难以提供足够的国际清偿力时，又有其他储备货币补充国际清偿力的不足。此外，多元化的储备体系为一国进行外汇管理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减少了单一货币本位下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2）多种汇率安排体系能够比较灵活地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多变的状况。一方面，主要储备货币的浮动汇率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动、及时地调整，从而灵敏地反映经济状况，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的进行；另一方面，自由的汇率安排能使各国充分考虑本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并使宏观经济政策更具有独立性和有效性，而不必为了维护汇率的稳定而丧失国内的经济目标。

（3）多样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单一与乏力的困难。

（二）存在的问题

牙买加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无体系的体系”，随着国际经济活动和关系的日益复杂，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

（1）汇率秩序的混乱。牙买加体系明确规定，国际合作的基本目标是经济稳定（即物价稳定）而不是汇率稳定，于是更具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取代了固定汇率制度。从理论上讲，浮动汇率制度会给各国宏观经济决策者以更大的自主权，可以调节国际收支等。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波动频繁而且剧烈，提高了汇率风险，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造成了消极影响。另外，浮动汇率加剧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储备的控制被削弱了。浮动汇率不但使一些国家可以长期地实行扩张政策而不必考虑国际支付问题；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和外债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2）储备货币管理的难度增加。多元化的储备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首先，由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主要储备货币的汇率经常变动，对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又缺乏应付金融动荡的经验和物质准备，往往成为各种外部冲击最早、最直接的对象。其次，储备货币的多样化增大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汇率风险，使短期资金移动频繁，提高了各国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最后，多种储备货币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储备货币同时担负世界货币和储备货币所在国本币的双重身份所造成的两难。当维护世界金融秩序和支付能力的目标与维护国内经济平衡的目标发生冲突时，这些国家必然侧重于后者，从而对别国和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3）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仍不健全。牙买加体系允许成员国可以动用汇率、利率、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来调节国际收支，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一个有效的调节机制；但实际运行结果表明，这一机制仍然不健全。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应该是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手段；但实际上，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进出口需求弹性一般都很低，出口供给弹性也不大，满足不了“马歇尔勒纳条件”；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使汇率机制的调节功能更难以发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汇率机制的调节也不会立即产生效果，存在所谓的“J曲线效应”。

实际上，利率机制主要是通过国际收支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盈余和赤字来平衡经常账户的赤字和盈余；但是，利率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例如，一国为了改善国际收支的逆差而实施高利率政策，在吸引资金流入的同时，也致使外汇市场上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大于供给，从而导致该国货币升值。货币的升值不利于该国的贸易收支，进而使调节国际收支的效果难以得到保证。

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调节国际收支就是通过国际借贷来平衡国际收支。顺差国贷出资金，而逆差国借入资金，以调整阶段性的国际收支失衡。但是，巨额的资金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频繁地转移，不仅导致国际金融领域的动荡和混乱，还酿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尤其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它所起的作用，相对于世界性的国际收支失衡来说仍然是有限的。另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应向赤字国提供贷款，还应指导和监督赤字国与盈余国对称地承担国际收支的调整义务。但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有限，“稀缺货币条款”难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