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球童
1944年1月19日，彼得·林奇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父亲曾是波士顿大学的一个数学教授，后来放弃教书，成为约翰·汉考克公司的高级财务审计师。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10岁之前的林奇和所有幸福家庭里的孩子一样，在父母的呵护下拥有幸福的童年时光。在那段富足、悠闲的生活时光里，林奇时常跟着父亲去高尔夫球场玩耍。父亲热衷于高尔夫球运动，林奇在很小的时候就通晓了高尔夫球运动的所有规则。
在高尔夫球场上还有一些年龄和林奇相仿的孩子，不过这些孩子并不都和林奇一样是陪父亲来玩耍的，他们是来工作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都会雇一些儿童当球童，工作就是捡拾那些被击入草丛和树林里的球以及替顾客背球杆，林奇常常和这些球童们一起玩耍。
林奇起初是在一所私立小学里接受教育，他本可以和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孩子一样，在衣食无忧、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里成长，在教育水准较好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然后长大成人，进入白领阶层。然而当不幸降临到这个家庭里时，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林奇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全家的生活开始陷入困境。
父亲是这个家的主要经济支撑，他的离世对林奇和这个家庭都是一次重大的打击。林奇的母亲不得不外出工作，而母亲菲薄的收入用在家庭所必需的开销上时常捉襟见肘。尽管如此，母亲仍旧坚持不让林奇辍学。家里开始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林奇也从私立学校转到了公立学校。
窘迫的生活现状让林奇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只有靠自己！依靠别人的同情是无法长久生存的，更不要谈成功。这个道理也许对他以后的投资观有着重要的影响。林奇和母亲都是坚强的人，他们承受住了这次打击，为了减轻压在母亲身上的生活重担，林奇决定去找工作，半工半读，以帮助家里渡过难关，但是哪里愿意雇用一个 11 岁的少年呢？林奇想到了和父亲经常去的高尔夫球场，想到了一起玩耍的那些球童，在那里工作的不都是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吗？也许高尔夫球场是唯一能够找到工作的地方。
11岁时，彼得·林奇得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高尔夫球场的球童。这份工作对于林奇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了：熟知高尔夫球规则的他，很快就得到了老板和顾客的喜欢，因此，他的收入也较为理想，有一次，林奇一个下午的收入甚至超过了母亲一个星期的收入。球童这种工作的收入也比早上六点钟送报纸的报童要高得多。
高尔夫球场可以说是有钱人的聚集之地，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大公司、基金的董事长、总经理各色人等。这些商界的大腕们在运动之余的闲谈，很多都与证券市场以及股票有关，林奇在他们闲谈时坐在他们身边静静倾听，从最初的懵懂，逐渐开始对股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彼得·林奇就是这样在高尔夫球场上接受有关股票知识的启蒙教育的。林奇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如果你想接受有关股票问题的教育，高尔夫球场是通晓有关股票交易知识的场所。因此，也是交易所以外的最佳场所。”
在当时美国人的眼里，看待股票和股票市场的观点和如今的中国人很接近：几乎把股票市场等同于赌场，把买股票等同于赌博行为。在彼得·林奇的亲戚中，只有他的外祖父买过股票，而且买到一只后来涨升了50倍的股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林奇的外祖父在那只股票开始大幅涨升之前就因恐慌而过早卖出了。
当球童的所见所闻，开始让林奇逐渐改变了以往从亲戚朋友那里听到的对股票偏颇的看法，而那些商界大腕时常讲述的充满传奇色彩、跌宕起伏的投资和投机的实例和故事，也让林奇充满了憧憬。他后来说，就是当球童的经历增强了他的赚钱意识，虽然他那时并没有钱去投资股票。
一次偶然的机会，彼得·林奇结识了赫赫有名的富达国际基金公司的高管乔治·沙利文，这次偶遇对于改变林奇的人生轨迹有着莫大的影响。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富达基金的前世今生。富达基金创立于1930年，1943年，富达基金因为持有了大量沦为垃圾债的铁路债券，损失惨重而濒临破产。45岁的爱德华·约翰逊二世经过分析后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会使美国的铁路运输业恢复元气，铁路公司重获偿债能力已为时不远。于是抓住这个时机低价接手富达基金。果不其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铁路运输业开始复苏，富达获得的铁路债券补付利息就多达100万美元。
“每天更加勤奋+更加机敏地工作，帮助小额投资者达到他们的目标”。这是爱德华·约翰逊早年经营富达基金时的承诺，他虽然并不是富达基金的创始人，但却是富达基金帝国的真正缔造者。爱德华·约翰逊二世于1946年对基金的管理模式进行了彻底改革——创立了一间管理和研究公司FMR（简称富达投资），由FMR来承担富达基金的证券投资活动，而富达基金则成为它旗下的一只基金，基金帝国的雏形初显。改组后的富达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时候，FMR的资产规模更是达到4.16亿美元，旗下基金包括富达基金、布里顿基金、富达资本基金、富达特伦德基金等四只，成为继投资者多样化服务公司、马萨诸塞投资信托、惠灵顿基金和休斯·W·朗之后的第五大基金公司；1965年，FMR所掌管的资产规模接近40亿美元，基金数增至9只，资产规模跃居首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爱德华·约翰逊二世的儿子承继父志，他的一些创新举措使得富达基金开始逐步摆脱困境，并实现了第二次腾飞，辉煌得以继续。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富达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其分支机构遍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即便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资产大规模缩水后，旗下管理的资产仍高达1.2万亿美元。
乔治·沙利文在20世纪50年代任富达基金的副总裁，他在高尔夫球场上遇到11岁的彼得·林奇时，并未发现这个孩子有什幺投资方面的天赋异禀，而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教养良好、聪明、机敏、讨人喜爱的小家伙。于是沙利文每次来高尔夫球场时，就会让林奇跟在身边。他发觉这个小家伙喜欢听人们谈论股票方面的事情，便在运动之余将一些投资方面的知识、轶闻等讲给林奇听。乔治·沙利文并未意识到，身边这个机灵的高尔夫球童会成为未来投资世界里叱咤风云的人物。
时光荏苒，彼得·林奇凭借半工半读的收入读完了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波士顿大学。即使在波士顿大学学习期间，林奇也未放弃球童的工作，他还因此获得了弗朗西斯·维梅特球童奖学金。
成为波士顿大学里一名大学生的彼得·林奇，这个时期就已经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投资观，这一点从他大学选修的课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彼得·林奇在波士顿大学并未选修有关自然科学、数学和财会等从商应当学的必修课程，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历史、心理学、政治学、玄学、认识论、逻辑、宗教以及古希腊哲学等社会科学上面。他认为股票投资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历史和哲学的知识在人们做投资决策时，显然比统计学和数学更有帮助。林奇回忆时道：“现在回过头来，就为进军股市做准备来说，历史学和哲学显然比统计学更有用；你在股市上所需的数学知识，小学四年级时就已经学到了。”
对于林奇独树一帜的见解，乔治·沙利文先生并不以为然，他从职业的角度告诉林奇，目前走的可能是一条偏离金融业主道的路径。彼得·林奇显然不是出于一时的标新立异，而是经过自己深入思考之后形成的一套独特的学习理论和规划。他认为坚持自己的见解，并付诸努力，则必然会有回报。
1963年，彼得·林奇上大学二年级。通过球童的工作收入和自己的省吃俭用，他已经有了一点积蓄，这笔积蓄是他用来验证自己逐步形成的投资理论的宝贵工具。
彼得·林奇看到一篇关于美国空运业前景分析的文章，文中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航空运输业取得了飞速的进展，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航空运输业的巨大商业价值。但由于机型偏小、安全性能没有较好的保障，同时运输费用也很高昂，飞机的巨大商业价值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所以目前仍被视为高风险产业，投资者对购买航空公司的股票没有太多的热情。
林奇注意到文中提到的一家叫做“飞虎航空”的公司，他决定从积蓄中拿出1250美元投资于飞虎航空公司的股票，他买入的价格是每股7美元。这是彼得·林奇投资生涯里买入的第一只股票。
之后，飞虎航空公司的股价一直在林奇的买入价附近上下波动，林奇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必须要耐心等待，真金总会浮出沙砾，露出耀眼的光芒。
随着越战的爆发，飞虎航空公司在运输军需品的过程中发了大财。股价也随之大幅攀升。林奇的第一次投资获得了增值5倍的巨幅收益。但是股票的这次上涨与林奇最初分析的原因并不完全一致，飞虎公司股价的暴涨并不是源于自身经营业务的质变所带来的价值提升，而是突如其来的战争使他们发了一笔意外横财。
尽管第一次的成功投资并不都是出自林奇分析的结果，但是成功时的喜悦都是一样的。这次经历无疑给了林奇巨大的激励。他后来说：“在从事股票投资业的初期，我就产生了要让我的钱涨10倍的欲望。我买的第一笔股票是飞虎航空公司的股票，到头来这笔股票涨了几倍，一直供我读完研究生院。”
随着林奇的年龄一天天长大，他已经不适合在高尔夫球场继续工作，这时乔治·沙利文先生给了他一个暑假实习生的工作。能在麦哲伦这样的公司实习，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林奇对富达·麦哲伦公司倾慕已久，他曾回忆道：“在麦哲伦基金成立时，我还只是波士顿大学的一名学生，周末去打工做球童。这一时期是基金业的黄金时代，几乎每一个人都想购买基金。就连我的母亲——一个只有少量积蓄的寡妇，也被这一阵基金狂热所影响。一个晚上做兼职基金推销员的学校教师极力劝说她购买富达资本基金。让她感兴趣的是，这只基金是一个中国人管理的，因为她相信东方人头脑非常聪明。这里所说的这位中国人就是蔡至勇，他和管理富达趋势基金的约翰逊三世并称为那个时代基金经理中的绝代双骄。如果不是这个基金推销员告诉我母亲的话，她可能永远也不知道管理富达资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是一个中国人。当时基金推销员队伍规模庞大，遍布全国，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兼职，他们不停地给各家各户打电话推销基金，就像那些推销真空吸尘器、保险、墓地以及百科全书的推销员一样。我母亲接受了一个每月永续投资200美元的终生投资计划，她想以此来保障我们家未来经济上衣食无忧。但是她事实上并没有每月投资200美元的财力。不过富达资本基金业绩表现优异，在20世纪50年代增长了2倍，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6年里又增长了1倍，超过了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
林奇所提到的富达资本基金经理中国人蔡至勇，也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
蔡至勇于1929年在上海出生，受教于当地着名的教会学校。1947年随全家移居美国，后就读于波士顿大学经济学系。20世纪50年代初，蔡至勇加入富达，成为一名研究员。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蔡至勇不到30岁，便已经独立掌管了富达投资的首只进取基金。他麾下基金的操作风格就像一个狙击手在行动：总是很快从一个市场热点转移到另一个市场热点；他经手的许多股票买入时默默无闻，继而以黑马般的姿态上升，随后就消失在市场的大潮之中。他自己的整个投资生涯似乎也和此类似。
在蔡至勇执掌基金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段时间内，基金的市场表现极其惊人。蔡志勇很快就进入了富达基金的管理核心层，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富达基金的权力移交过程中，他不愿屈居人下，于是另立门户创立了曼哈顿基金，也正是这只基金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由于蔡至勇在富达赢得的良好口碑，他的基金申购量远远大于最初的预计，成为当时最大规模的基金申购。几乎在同一时期，当时股神巴菲特所掌管的资金也不过是2000万美元左右，不及蔡至勇曼哈顿基金的1/10。
20世纪60年代末期，蔡至勇把曼哈顿基金卖给CAN金融公司，那时正是美国牛市即将开始衰退的前夜。那一笔交易的达成可能是蔡至勇一生中最聪明又或是最愚蠢的时刻，那只基金易主后仅过一年，便跌去了90%。蔡至勇留住了惊人的财富，但是也因此为人所诟病。若干年后，当巴菲特享有全球盛名的时候，蔡至勇却早已湮灭于华尔街的滚滚烟尘之中。
暑假实习生的工作，不仅使林奇打破了对股票分析行业的神秘感，也让他对书本上的理论产生了怀疑，教授们的理论在真正的市场中几乎全线崩溃，这种信念促使了林奇特别注重实际调研的作用。